序

    最近脑子里总是想起一个名字。

    我不会说出这个名字，因为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安静，我喜欢。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总想起来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难得如此认真地把他离开的那天和出生的那天做了个加减，不精确。但他还不到十九岁，实际上很多人会说，唉，他才十八岁。

    唉，他牺牲了。他太年轻了。

    总想起来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出现在最最正经的官媒。照片上的他有点懵懵然，跟他别的照片一样总在憋着乐，手上托着一个剥了皮还没来得及吃的橘子，但也许是某种金黄色包装的糕点。

    身后是他用十八岁生命保卫的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那副神情在野战部队是常态。看×××跟那自得其嗨便大喝一声×××。×××势必跳起来：到。啥事？

    没事，老子练嗓子。其实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又懒得费脑子组织玩笑。

    在一个既要紧张严肃，又要轻松活泼的军营里，能被这么开玩笑的家伙通常都人缘极好。

    所以乐观地说，我习惯在缺陷中长大；悲观地说，我还得习惯在缺陷中变老。

    我们都一样。

    所以那个十八岁，身后是雪山和高原的年轻军人，我不了解他，也了解不了他，我看见他双手托着个刚剥了皮的橘子，也许是糕点。

    无法做到了解的我只好着力于那个剥了皮的橘子，也许是糕点。

    第七穿插连如是，第七侦察连如是，装侦七连如是，川军团如是，炮灰团还如是。

    和你我一样，又如此与众不同。

    他们托着他们剥了皮的橘子，也许是糕点，憋着乐，有点懵懂，有点跳脱，甚至有点滑稽，以至你一边悲伤，一边有点会心——会心是个很好的词，它让我这个视野以内的生物也觉得，无限也许还是存在的。

    他真年轻。他们真年轻。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协调部在开紧急会议。旁边老式打字机笃笃地记录着。

    极长的，长到并不写实的长廊，基调是介乎黑与白之间的灰，并非指颜色，而是说感觉。很高的天顶，没有窗户，以至这条并不窄的廊显出长方体的逼仄。它并不是很有庄严感，因为“二战”结束，就美国来说是机会来临，机会主义需要的是机会而非庄严，所以散落在长廊里三三两两或待命或思虑的人们更像华尔街期货市场里的人——不过声小一点，交头接耳而非大喊大叫，那是怕吵到会议中真正的大头，除此之外，没什么差异。

    会议室——今晚真正的核心——厚重的门开了一条缝，门里的烟雾喷薄而出，缭绕不去，几成具象。

    一个从疲惫很快转为不耐烦的声音：“迪安。迪安！迪安·里斯克上校！”

    那条缝就一直开着，让走廊也很快成了烟的走廊，门里蓄积的辩论和争吵传出，因为各种分歧而成为猜疑、恐惧与烦恼的垃圾信息。它们的综合作用是让长廊上压抑的咳嗽声更多了。

    年青的迪安·里斯克快步上前，之前他是待命的一员。他是个上校，而上校在这里什么都不是。

    他的影子周围缭绕着烟雾，纠缠着别人的影子。

    身份不够的迪安·里斯克只有把脑袋伸进门缝而整个身子仍在门外的权力。

    门里的人小声而急促地跟他交代着什么。

    从未去过朝鲜的迪安·里斯克被委以重任：三十分钟内把朝鲜半岛划为两半，“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美国需要给正在南下的苏军一条分界线。

    迪安·里斯克把脑袋缩回来，离开。他已经从待命的一员转变为思虑的一员。

    从会议室里出来的一名军官跟在迪安身后，他挟地毯似的挟着一份大地图。

    门关上。

    二

    五角大楼第三休息室。得先把这屋的折椅推开，才有摊开地图的空间。迪安的活干得毛糙，所以胡乱堆放的折椅酿成了光怪陆离的影子。

    地图滚动，摊开：朝鲜半岛……中国和苏联、日本的部分自然也在其内。其上投射着折椅和迪安光怪陆离的影子。迪安咔咔地打着火机点上一支烟，让这影子变得更光怪陆离。

    迪安在地图上踱步。烟灰掉在地图上。

    不知道他哪来的灵感，也许就是烟灰的落处。反正迪安找了根绳子，就此环境，也许是窗帘绳，一头绑在椅子腿上，他再次踩过地图，绷直。

    那根绳子就成了“三八线”。弹一下，颤颤巍巍。掸飞了绳子下的烟灰，颤颤巍巍。

    迪安·里斯克后来成为美国远东事务国务卿，因为他转身就结束了这场烦恼，而且他画的线真的很直。

    三

    一个月后，北纬三十八度线，苏美军队，一触即发，最后转为两军联欢。

    狂放的音乐响起，苏联的手风琴和美风的萨克斯，双方无需铺垫就直接进入最高潮的环节，时而对阵，时而应和，居然产生了粗线条的意外和谐，其效果已经超越狂放而达到了狂诞。

    雪地上几张被拼在一起的桌子像是正遭遇炮击：因为桌上的大列巴、红肠和更丰富的美式军用配给正被美苏士兵当垃圾推到地上，无论美式的踢踏舞还是苏联的马刀舞，都有一个坚硬的着脚点来应和。

    参与者都是真正战火余生的老兵，美军，苏军，为战争而来，疲惫不堪也伤痕累累，现在不用开枪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这是真正的狂喜和狂放——一个苏联伤兵跳散了自己的绷带，红白相间中足足甩出了几米长。

    苏联红军以蹲踞式疯狂地往各个方向变换着双脚，边打旋子边奏响着手风琴。美军把手齐肩环抱，钉着铁掌的军靴在桌上跺成了暴风骤雨。有时桌上是美国的，有时桌上是苏联的，有时桌上是美国的和苏联的，有时两种风格迥异的舞蹈居然掺杂进了对方的风格，无政治的交流本来就很容易交融。

    这场狂欢的高潮点是把威士忌和伏特加倒进一个巨大的酒瓶，从很多个大酒瓶倒进一个超级巨大的酒瓶。作死的调酒员在桌上舞蹈，在舞蹈中摇晃，在摇晃中混合，所有人都或乌拉或呼啊地狂热应和。

    酒倾倒而下时像个坏了阀门的水龙头，美国脑袋和苏联脑袋凑在其下，争作一团，他们脱离开这道瀑布时或摇摇欲坠或就此出局。

    一名苏军：“乌拉！战争结束了！”

    一名美军：“上帝！和平爆发了！”

    这声音终于让这场狂欢冷场了一下子，大家瞪着那个摇摇欲坠酷爱反向思维的家伙，然后美军和苏军面面相觑：“二战”前是敌人，“二战”中又成了朋友，“二战”结束又要成敌人，今天晚上又成了朋友……再然后呢？

    抱着酒瓶子的那位机灵地解窘：“可以回家啦！”

    于是大家继续乌拉，继续呼啊。

    解窘的家伙旋身，抡出了已经倒空的酒瓶，用力之猛让自己都从桌上摔到了雪地上。

    那样粗重的酒瓶只能是苏维埃制造，它结结实实砸在树干上，毫发无损，然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滚落，憩居雪地。

    战争结束，可以回家。那天晚上他们是苏联人眼里最可爱的美国人，是美国人眼里最可爱的苏联人。

    冬去春来，雪积雪消，那个人工造物似乎要与这里的磐石一起待到亘古。

    轰鸣的引擎声响起：飞机的，舰船的，战车的，如此规模庞杂，只能是属于战争的。

    一枚至少五百磅的航空炸弹凌空而下，于是取代酒瓶的是一个足够把三房两厅塞进去的弹坑。

    四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仁川登陆第二天。

    天空被机群渲染成金属色，海面被战舰渲染成铁灰色，铁灰色的登陆舰艇抵近冲滩线，放出军绿色的战车。

    这一切很快变成泥浆色——因为仁川登陆点是按公里算的黑色泥涂。泥浆裹在履带和轮子上，然后再被甩成绝无死角的咸湿之雨，黑泥让履带和轮子在哮喘中变粗，留下很多军靴，让辗转其中的陆战队员和他们的装备面目全非。舰炮在开火，成吨炸起的泥浆远比杀伤弹片可怕，因为它落下时几十倍于杀伤半径，而且绝无死角——于是在弹坑和简易战壕里做攻击姿态的陆战队员都是满头满脸的泥浆。

    “早安，仁川的烂泥。昨天我们炸你，今天我们又来炸你，也许明天我们还来炸你。对，珍珠港都没吃过这么些炸弹，可昨天炸，是因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道格没空来参加D日*，今天炸，因为道格和他的记者们要来参加D+1日！所以，请迎接战争像迎接太阳一样，不要再糊在我们的脸上啊！”

    刚开始的大全景中，这很容易被误会成某个战地播音员的广播，但很快发现，不是的，它是陆战一师布雷登·乔斯上士的宣泄——作为蜷在烂泥里的一员，他把地图卷成个喇叭筒。好，倒也算战地广播。

    高级军士长小杰登·怀特过来，冷眼相看。这是个一丝不苟的军人，即使在这场不是战斗的战斗中，战壕姿势也如教科书一样规范。

    布雷登：“你是非美委员会成员吗？这是内部频道。”他转过烂泥糊的脸，两张泥脸面面相觑。

    小杰登：“不会拍你。拍了也会剪掉——学会闭嘴的话，你早就不是我的助手了，我的助手。”

    他伸手把布雷登拉起来，两人蹒跚地挣扎出烂泥，拍掉对方身上的烂泥——这两人是老交情，共同经历了“二战”的老交情。

    拍摄完登陆远景的战地记者们正收拾着家什，深深浅浅地离开——这是一段摆拍，在九月十六日，对九月十五日的仁川登陆进行大规模摆拍，但它将是这几天美国新闻的头条。

    * 军事作战中，D日用于表示某次作战或行动的那一天。

    五

    小杰登和布雷登走过滩头堆积如山并且还在继续卸下一座座山一般的辎重和装备，带相机的记者和带枪的军人几乎一样多，因为今天要摆拍。有时候这俩泥人会被嗅觉敏感的记者抓拍一张，那泥泞，那疲惫，那漠然，一定会被评价为硝烟和泥泞之中的真实。然而“道格！道格！”的欢呼忽然响彻滩头，抓拍的记者迅速跑开了。

    小杰登和布雷登迟缓不堪地赶向那艘正在抢滩的坦克登陆舰，正在开启的舰首周围已经被穿军装和西装的人群给包围了，只能看到蛤壳一样开启的舱门。没法不迟缓，因为他们带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和十几公斤的烂泥，即使在穿军装的人群中，他们都是两个另类。

    那也不能错过这场热闹，于是在嫌弃和诧异的眼神中一径往前。布雷登还想挤进去来个雨露均沾的，被小杰登给拽住——不管仁川是谁在打，这里谁的身份都高于他们俩。

    所以那个高大的，玉米芯烟斗总叼成仰天四十五度的身影在他们眼里是不断被人头和肩膀给分切的：他在分切中，在很多人的簇拥中涉水，但绝对没人敢走在他之前。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不湿裤脚地登陆，可他就是选择了和当年光复菲律宾一样的方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利坚的国家级明星，一年后杜鲁门因罢免他支持率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而同时举国都在质疑朝鲜战争的必要。所以对媒体缺乏概念就会很难理解麦克阿瑟。

    万众之星的那个身影眼中无记者，而心中有记者，连烟斗都随时在给出雕塑般的最佳角度，然后吼出他登陆的第一句台词。

    麦克阿瑟说：“我要找刘易斯·普勒上校，他是陆战队的团长。我想亲自为这位团长授一枚勋章！”

    人群外的布雷登问：“什么？”

    小杰登：“他要找一团的普勒团长。”

    布雷登：“他难道不知道大胸男（普勒绰号CHESTY，大胸脯之意）正在前沿？真正的前沿。”

    小杰登没吭声，说真的，一线出生入死的人不喜欢这种秀。

    人群里麦克阿瑟拿着的野战电话正传来咆哮——枪炮连绵和刘易斯的战地咆哮——“再说一次！我没工夫！如果他打算授勋，就让他来这里好了！”

    麦克阿瑟略沉吟，为了往下的戏剧性效果，只好说：“那就让我去他那儿。”

    人群顿时乱套，因为麦克阿瑟正走向他的座驾，以及车队。而亢奋的记者疯狂跟拍，并扑向调配给他们的采访车——你永远不好说道格是为战争而来，还是为镜头而来。

    这支凌乱而冗长的车队迅速离开登陆地点，于是又只剩下两个泥人。

    坦克登陆舰上驶出几辆五色斑斓、虎头涂装的轻重坦克，它们又一次把足球大的淤泥甩得小杰登它们满身满脸。

    六

    十月三日，美军越过“三八线”。

    坦克履带碾过之前遗留的弹坑和破碎酒瓶。

    七

    十月四日，中国西安某机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被紧急召往北京。

    这个机场空旷到只有寥寥数架飞机，中央派来的专机正在跑道上预热轰鸣，被当作专车使用的半旧威利斯越野车疾速向它接近。扬尘大到颇有些战地气息——当时中国的省会机场条件还不如今天的野战机场。

    彭德怀，农民的脸庞和身形，就像是土地本身——苍凉下的坚毅，沉默下的生机，和总被并论的麦克阿瑟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他下车时在拽袖口的脱线，又担忧拽了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真是很不像一个军人。

    秘书还在收拾车上的文件，问：“彭主席，该带哪方面的资料？”

    彭德怀：“温饱，建设——”

    秘书以为懂了，但彭德怀说的是半截子话。

    彭德怀：“——都来自和平。和平，从哪来的？”

    秘书茫然无措。干脆都带。

    这是一架低矮到无需舷梯的飞机，彭德怀登机。

    八

    飞机和跑道都就那样，所以机舱内，是搁今天必被轰骂的颠簸。颠簸让秘书“干脆都带”的资料在身边起舞，被剧烈地翻开。升空的震颤中，彭德怀凝视着那些被翻开的忧虑。后来他拿起其中让他印象良深的一份：那是份过期的《人民日报》，照片上的人很模糊，但于彭德怀而言，实在太熟悉了。

    那是周恩来九月三十日发表，也被后世反复引用的演说，至今仍可以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外侮的一个标准态度：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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